偶然在网上看到刘军宁于8月19日发的一篇文章《人性不可算计——爱因斯坦：一位理科男的致命自负》，心中颇不平静，不得不说几句。

　　平心而论，刘军宁先生是我素所尊敬的一位学者，因为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和鲜明的政治主张；但是，他这篇文章对于爱因斯坦的看法和判断，我是断断不能苟同的。

　　盲人摸象是一种以偏概全，但摸象者的本意似不在歪曲；而刘文对待爱因斯坦的态度，则又在摸象的盲人之下。好在有许良英先生等人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均为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第2版）在，事实自不难辩个明白。

　　（一）

　　刘军宁认为最能证明爱因斯坦“致命的自负”的铁证是爱氏于1949年在美国《每月评论》上发表的题为《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爱因斯坦在文中写道：

　　“照我的见解，今天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经营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莫大浪费，也导致个人社会意识的消沉；……这种对个人的摧残，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按社会的需要而调节生产，它应当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应当保障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生活。”（《文集》3卷，316～318页）

　　毋庸讳言，这段话反映了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观点，说明他当时仍然服膺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这样的看法在今天自然是“陈腐”的，但在六十多年前，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尚无踪影，在计划经济的种种劣迹和恶果尚未充分暴露，在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正“从胜利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阵营”正如日中天万众欢呼之时，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人类制度的试验抱有同情或希望其成功的看法的人为数不少。作为一个始终热切关注人类命运，对人类的自由、平等和正义事业充满热情的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当时有着这样的思想局限，似乎也并非多么不可思议。只要我们想一想，当时胡风那“时间开始了”的颂歌，想一想在1949年章伯钧、罗隆基的政治态度，想一想当时顾准、李慎之又在想些什么，便不会以今日的眼光苛求前人了。但值得指出的，并不在于爱因斯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轻信，而在于作为一个把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发展视为最高价值的西方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在当时便敏锐地看出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在的深层次的问题——就在刘军宁前引文字的下一段，便有这样的话：

　　然而应当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文集》3卷，318页）

　　令人奇怪的是，刘先生不可能没有看到这段文字，但他为什么还要拾哈耶克牙慧，把爱因斯坦对计划经济的赞同称为“致命的自负”？爱因斯坦的上述洞见是否恰如刘先生所言，表明爱氏“完全失去了判断力，甚至为自己的致命自负而自鸣得意?”其实，每个认真读书不带偏见的人都会看出，爱因斯坦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赞同绝不是没有保留的：

　　——就在刘军宁所引“我尊敬列宁”那段话中，恰恰删去了其中这么一句：

　　我并不认为他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文集》3卷，14页）

　　——同样，就在刘氏所引爱氏在一封信中写道“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内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这段话的前边，还有这样一段话：

　　可是这不应当理解为我赞成苏联政府在知识问题和艺术问题上所采取的直接和间接的干预政策。我认为这种干预是应当反对的，是有害的，甚至是荒谬的。（《文集》3卷，330页）

　　——早在1918年，爱因斯坦便对起来“造反”的柏林大学学生们讲道：

　　一切真正的民主主义者都应当提防不让左翼的新的阶级暴政来代替右翼的旧的阶级暴政。不要让复仇的情绪把我们引诱到这样一种致命的观点：以为暴行必须用暴行来对付；以为要把自由的概念灌输给我们的同胞，就必须暂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暴力只能产生痛苦、仇恨和反抗。（《文集》3卷，13页）

　　可见爱因斯坦是明确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哪怕是暂时的。

　　——在1931年左右，爱因斯坦面对世界经济危机，提出为了避免危机，“逻辑上最简单也最大胆的方法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但他也谨慎地把“今天俄国正在试行的办法”称为一种“强迫的实验”，说“主要地还是要看这种强迫的实验所产生的结果如何”，同时也尖锐地指出：

　　要在这里冒昧地作出预言，那是太放肆了。在这种制度下，货物能否像在一种允许私人企业有较多自由的制度下一样经济地生产出来呢？这种制度如果不靠迄今还在伴随着它的而为我们西方人谁也不愿面临的那种恐怖，它究竟能不能维持下去呢？（《文集》3卷，108～109页）

　　爱因斯坦是一个尊重事实的物理学家，在“实验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他可以有猜想，有假说，但不会“冒昧地作出预言”，但他对那种红色恐怖却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1947年12月，爱因斯坦在回答四位苏联科学家对他“实际上已成为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最凶恶敌人的阴谋和野心的支持者”的指责时，再次表明了自己对苏联的看法：

　　任何政府只要在它内部带有向暴政蜕化的倾向，它本身就成了一种祸害。……在健全的国家中，人民的意志同政府之间有一种动态的平衡，可以防止政府向暴政蜕化。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政府不仅有权掌握武装力量，而且还掌握了教育和情报的每一条渠道和每一个公民的经济生活，那么很明显，在这个国家中，上述那种蜕化的危险就更加严重。我之所以要这样说，只不过为了表明：这样的社会主义，不能认为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办法，而只能看作是一种能够容纳这类解决办法的框架。（《文集》3卷，284页）

　　爱因斯坦是不是一个自负的“理科男”和社会主义的狂信者，从上述引文中，读者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二）

　　刘军宁在文中指责爱因斯坦过于自负，“他认为可以用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查经济和社会问题，并断言天文学与经济学没有区别，背后的原理与方法论是相通的。他以为自己精通天文学，当然也就自然精通政治经济学。”事实是否如此，还是让我们看看爱因斯坦的原文吧：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查这个问题。天文学同经济学好像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很难分开来估计的因素的影响，使得要发现普遍规律就很困难了。此外，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期开始以来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绝不是完全由经济性质的原因所影响和制约的。……

　　但是历史的传统可以说是昨天的事；无论在哪里，我们实在都还没有克服索尔斯坦•凡布伦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既然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克服并且超过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所以处于目前状况下的经济科学就不能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指引社会主义方向的是一个社会–伦理目的。可是，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

　　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组织问题发表意见。（《文集》3卷，311～312页）

　　让我试着把这几段文字的思路疏理一下：首先，爱因斯坦并没有“断言天文学与经济学没有区别，背后的原理与方法论是相通的”，他只是说，这两种学问从方法论上初看“好像”并没有多大差别，“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并且具体指出了这种差别。其次，即使如此，爱氏认为经济学家在考查这类社会政治问题时也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绝不是完全由经济性质的原因所影响和制约的”；而且，对于用于解释尚处于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不妨视为一种带有蒙昧性的“初级阶段”）的经济科学，自然“不能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再次，在基本剥夺了经济学家对于天文学家讨论社会问题的优势之后，爱因斯坦在下一段进一步指出：因为“科学不能创造目的”，它“至多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而与下面论题有关的“指引社会主义方向的是一个社会–伦理目的”，所以科学在此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也就是说，爱氏在此干脆取消了“这两个领域的科学家”对所论问题的“专家资格”。正是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爱因斯坦才说出了最后一段话，作为对文章开头的疑问“一个既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发表意见，这是否适当呢？”的回答：

　　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组织问题发表意见。

　　你可以不同意爱氏的论证，但你没有权利歪曲他的论证。爱氏的原文不仅让刘军宁的指责成为无的放矢，而且让指责者的歪曲晒在了阳光之下，来者气势汹汹可惜一拳打空，徒然闪了自己的腰。顺便说一句，在爱因斯坦的心中，科学与人文、工具与价值是分得很清的，这不难从《文集》中随手抄几条出来：

　　我们所谓的科学的唯一目的是提出“是”什么的问题。至于决定“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却是一个同它完全无关的独立问题，而且不能通过方法论的途径来解决。只有在逻辑联系方面，科学才能为道德问题提供一定的规范，也只有在怎样实现道德所企求的目标这个问题上，科学才能提出一些方法；至于怎样决定这些道德目标本身，就完全超出科学的范围了。（《文集》1卷，703页）

　　数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有用工具。但在实际解决社会问题时，目的和意图是决定的因素。（《文集》3卷，307页）

　　科学直接产生知识，间接产生行动的手段。如果事先建立了确定的目标，它就导致有条理的行动。至于建立目标和作出对价值的陈述则超出了它的作用的范围。科学从它掌握因果关系这一点来说，固然可以就各种目标和价值是否相容作出重要的结论，但是关于目标和价值的独立的基本定义，仍然是在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之外。（《文集》3卷，297页）

　　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科学解决真假问题、方法问题，而人类应当追求什么目标，如何解释不同的价值，以及依据什么给不同的价值排序，则是科学力不胜任的任务。如此看来，深刻理解科学与人文之别的爱因斯坦在“人性不可算计”这一点上似乎并不需要刘先生的点拨。刘先生在自己设定的靶子上打了十环，但在一旁偷着乐的却是爱因斯坦。

　　（三）

　　刘军宁奚落“爱因斯坦对英美民主制度的看法，简直像是从现在的中国大学教科书和《环球时报》上抄来的”，那段话我就不引了，其实爱因斯坦那段话只不过是为了论证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而提到了“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在当时应当是有事实基础的，特别是考虑到随后而来的“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歇斯底里（在风暴到来之际，爱因斯坦曾多次发出了“为捍卫公民权利，必须准备坐牢”的誓言），那么爱氏所说的“一个公民要达到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也并非空穴来风。但是，如果说所引那段话便代表了“爱因斯坦对英美民主制度的看法”，从而引出了刘先生自以为得意的极其刻薄的二难推理：“爱因斯坦要么是愚笨的，他竟然相信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他要么是虚伪的，他选择不生活在他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也许他既愚笨又虚伪。”那么，我只能说这种论辩方式未免有失学者风度，好在有爱氏文集在：

　　——在1930年发表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爱因斯坦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民主形式所以受到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文集》3卷，57页）

　　这便是爱因斯坦对英美民主制度的看法。不难看出，爱因斯坦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至于这种社会主义的名称之前能否冠以“科学”二字，以及它是否马列正宗，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1933年3月，面对刚刚上台人气爆棚举国拥戴的希特勒政权，爱因斯坦在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帕萨迪纳毅然向记者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达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文集》3卷，124页）

　　想想诺贝尔奖获得者、量子力学的主要创立者海森堡直到1941年还在为纳粹德国研制原子弹而努力工作，想想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对希特勒抱有热望并且在“元首”领导下做了一年大学校长，这份彰显人类良心和良知的爱因斯坦声明更显得大义凛然、难能可贵！而对于刘先生文中诸如“如果爱因斯坦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他应该投奔列宁创建的苏联，而不是定居在充满资本主义罪孽的美国”之类的妙论，我们也只能付之一笑。

　　（四）

　　在文章末尾，刘军宁意味深长地说：“爱因斯坦这个个案表明：关于科学与逻辑的雅典智慧，与关于信仰、人性与道德的耶路撒冷智慧，的确是两种不同的智慧、两种有差别的智慧，而无关大脑的结构。”这莫测高深的结束语是否想再次强调一下，只懂科学与逻辑的理科男爱因斯坦仅有雅典智慧而与耶路撒冷智慧绝缘？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了爱因斯坦1953年为著名的德国宗教史学家莱奥•贝克（也是一位犹太人）所写的一段献词：

　　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文集》3卷，364页）

　　为了证实刘军宁的判断，这里不妨抄一篇爱因斯坦写于1930年代的短文《基督教和犹太教》：

　　如果我们从先知们所建立的犹太教和耶稣基督所教导出来的基督教中，把所有后来附加上去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传教士所附会上去的东西统统清除掉，那就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

　　每一个有良好愿望的人的责任，就是要尽其所能，在他自己的小天地里作坚定的努力，使纯粹人性的教义成为一种有生命的力量。如果他在这方面作了一番忠诚的努力而没有被他同时代人践踏在脚下，那么他可以认为他自己和他所处的社会都是幸福的了。（《文集》3卷，66页）

　　看来，爱因斯坦对耶路撒冷智慧亦有他超出常人的深刻理解，他坚信这一点：只有当那些曾给人类带来长久希望和心理平静的伟大圣哲的道德教诲，不再仅仅停留在纸上或人们的嘴上，而是能够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的社会制度，才是真正值得人们去追求并为之奋斗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道德真诚的人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尊敬的刘军宁先生，我只想对你说一句：当我们面对那为数不多的为人类知识的增加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做出过历史贡献的伟人时，应存有感恩和敬畏之心；他们当然不是神，我们自然也无须跪拜，但在你批判的锋芒出匣之前，最好别忘了“理科男”爱因斯坦同学的忠告：

　　你要试图形成对别人及其行动的意见，只能以充分了解到的情况为根据！（《文集》3卷，362页）

　　袁 元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