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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眼光

19501220日,一代英才傅斯年先生因高血压猝然辞世,后来台湾出了一本纪念傅氏的文集《长眠傅园下的巨汉》。几十年过去了,这本纪念集20146月又以《怀念傅斯年》为名由秀威资讯科技公司重新出版。

从这本书中,通过胡适、蒋梦麟、朱家骅、王世杰、罗家伦、毛子水、李济等众多傅斯年的师友以及当年台湾大学师生的回忆文章,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胡适语)的有血有肉的傅斯年。而我最感兴趣的,则是傅斯年的政治眼光。

当年,一大批忧国忧民、向往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和大多数青年学生都选择了中共,因为他们天真地相信,这个高喊“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信誓旦旦要“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21页,19916月第2版)的政党将会把中国带往一个无限美好的大同世界。而傅斯年却独持异见,他基于其自由主义(或是其自称的“自由社会主义”)理念,一眼便看穿了某些政治力量那美好词藻背后的冷酷本质。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7月初,傅斯年曾作为由六位国民参政员组成的访问团成员之一到访延安,作为早年的北大同事,他曾同毛泽东聊了一夜。傅氏后来对罗家伦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当毛泽东踌躇满志地领着傅斯年走过放着向毛敬献的“密密层层的锦旗”的大礼堂时,傅氏不禁语含讥讽地发出了“堂哉皇哉”的感叹。同行的黄炎培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傅斯年则对此极为不屑:“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相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黄炎培访问回来写了《延安归来》,“对扭转国统区人民对中共的恶劣印象起到了重大作用”,开国之初当上了政务院副总理,并“被认定是八个民主党派中,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口号的人”(岳南语)。但他不久便被冷落,儿子黄万里教授则因不赞成在黄河三门峡筑大坝而被打成“右派”。同是自由主义者的章伯钧也是当年访延的六位参政员之一,不知他当时感观如何,估计应该对延安印象不坏,否则也不会在以后几年里坚定地与中共站在一起,并成为新中国的内阁部长。而等到章氏满腔热情申述政见却引来大灾大难因而大彻大悟的1957年,以及在这之后的12年里他多次痛斥毛泽东是政治流氓之时,不知他对当年的延安之行又会作何感想?

傅斯年“延安归来”则有截然不同的感受。据其老友毛子水说,“他对共产党彻底失望”。他也和老同学罗家伦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对毛子水说:“毛泽东仅仅是个争权夺利、假仁假义的宋江之徒,绝不配谈社会改革。”

同样都是爱好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延安之行的观感,差别为什么竟会如此之大乃至南辕北辙?60多年过去了,让历史来评判,我们不能不说傅斯年的眼光“真毒”,不能不敬佩一位“得道成仙”的真正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洞见!

胡适先生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的演讲中指出,傅斯年之所以坚定地反苏反共,是基于如下三个理由:第一,“为中国的文明传统,为世界的文明传统”;第二,“为保持人类自尊性”;第三,“为人在世界上活着有意思”。二十世纪的历史让无数天真的人和狂热的人大大地失望了:基于列宁建党原则锻造而成的斯大林模式的共产党、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只是人类历史文明长河中的一股黑色逆流;在那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所谓“红色天下”,不仅一个普通百姓毫无自尊可言,就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神圣的“最高权力机构”选出的国家主席也在“伟大导师”的“监护”下死得极其凄惨;而在一个没有基本的个人自由(例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最朴素最切实而非虚饰的民主、没有司法独立的社会里,在一个公然要求自己的臣民做“驯服工具”、做“螺丝钉”并把这种要求作为“高尚品德”来大力弘扬的社会里,一个人在世上活着还会“有意思”吗?这三个理由朴实无华却极其深刻,它与各式各样美妙无比的乌托邦划清了界限,它把自由主义的根据和真谛揭示得如此清晰明了,让一切通往奴役之路的高言大义和御制“阳谋”都无所遁形。理论和历史都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傅斯年先生所提出的“政治站队”的三条理由是任何强权也攻不破的,因为它是来自于人性最深处最强烈最自然的一种表达,因此是无可争辩的,其生命也将如陈寅恪所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所说的那样,“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498月,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而自得的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以胜利者和历史裁判员的口气说道:“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派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可谓伟人豪气睥睨一世,被点名者似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令伟人和五毛遗憾的是,历史从来不向权势鞠躬,耶稣虽然被罗马总督彼拉多钉在了十字架上,但钉在耻辱柱上的却别有他人。胡适、傅斯年和钱穆等人的历史评价毕竟不是毛大人说了算的,在傅斯年那如炬的目光之下,历史毕竟翻过了“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那一页。

                                                            

                                                                                                                                  2014-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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