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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观感点滴

我和老伴都已退休,在做了一点网上“功课”之后,今年5月到台湾自由行,由西线从北到南,又由东线从南到北,环岛一圈,饱览美景名胜。走马观花十来天,对台湾当然说不上什么深入的了解,但既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总有一些感觉和印象,有的还比较强烈,不妨说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二。

首先是当地居民的友善。在台湾问路,这个感觉最强烈,不论男女老少,问到谁都是热情指点,从未遇见一个冷脸。5月20日我和王英在大雨中下了从桃园机场开往台北车站的大巴,从一个边门走进了车站。我想看看南下的车票是否好买,要不要先买下,但在这个像迷宫似的上下三层的巨大建筑里,一时找不到售票厅。我便问了一个清洁工模样的中年人,本想让人家指个方向,不想那人说了声“跟我来”,竟一直把我们领到百余米外的售票大厅。次日上午在这里买了去新竹的车票,离开车时间仅十五分钟,但我们不知从哪里进站,问车站服务中心的人,人家只是大略指了个方向,走了十几步未见我们在内地常见的“候车室”,心中焦急怕误了车,忙问一个走过的路人,而此人却是个乞丐,我话一出口就后愧了——这个端着讨饭(或是讨钱)盘子的人可信吗?可人家热情得很,不但告诉我要从前边下电梯,而且当我们快走到电梯处时,他怕我们看不到一旁的电梯又急切地跑过来指引着:“从这里下去!”而慌乱中的我除了说声“谢谢”外竟忘了给人家一点钱。我在到台北的第一天就顺利买到了捷运、公车一卡通的“悠游卡”,也是在三四位路人的指引下转了一大圈才找到售票窗口的。路人的热情鼓励了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问路的信心大增,在新竹问清华,在东海大学问路思义堂,在台南问赤崁楼,在高雄问爱河,在台北车站问“西站A栋”,在“公馆”捷运站出口问台大……都能得到热情准确的回答。那天去南港“胡适公园”,因不知方向,出了捷运站问一位姑娘,是在马路对面坐车还是在这边?她想了想,先指对面,继之又指了这边,结果我们坐反了车——路人也有不熟悉的地方,但我并不怀疑人家的好意。作为这次善意“误导”的一种补偿,当我们在胡适公园不远处下车时,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得知我们要去胡适公园,便主动为大雨中的我们带路,一直走到安放胡适墓的小山脚下,并告诉我们,李济、董作宾等人的墓也在这座小山上。当时我的裤腿和鞋子全被雨水打湿了,料想那位热情的老者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只说是顺路,扬扬手便走了。

在台湾,那些当地“一日游”的中巴车司机都兼导游,我在垦丁一日游,在垦丁到花莲一日游(都是在网上预订的)都是坐这种中巴车,车上司机那种待人的热诚和敬业精神着实让人感动。在去花莲的途中,陈杰师傅口不拾闲地为车中的八个人讲了一路,不但针对途经景点,而且不停车的沿途市情特产也一一道来。在“八仙洞”停车后要过马路,他竟像带小学生过马路的班主任一样让我们紧随他走,当时路上一辆汽车离我们还有一百米,他却断然让我们停下等待。我笑着对他说,大陆人过马路还用你教呀?他头也不回地说:“我知道大陆式过马路。”他怕关车门时夹了人,下车时让我们先别动,由他拉开车门,上车时大家全坐好后,他再关上车门,一路上都是如此。次日我想看太鲁阁,但几十公里的山路怎么走却心中无数。我问陈师傅,从我所住的新城车站到太鲁阁可有旅游车?他说,我们公司有车,你只要告诉我电话,明天我们从花莲开车接你。交了400元台币订金,明天的太鲁阁一日游便定了下来(次日9点半,一辆中巴车准时停在了我在新城的“安安民宿”门前,开车的张师傅同陈杰一样热情可亲)。那天到花莲车站时正下着大雨,我打着伞,他却站在雨中打开后备箱为我们取行李,看着他淋得透湿的背影,望着他载着余下的乘客消失在雨雾中,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顺便说一句,从台北到台南,台湾老百姓无人与你议论政治,也无人与你谈什么“绿”“蓝”之争。只有一次,还是在开往花莲的车上,家住“绿营”大本营高雄的陈杰师傅谈起了台湾南部因拒绝与大陆往来而经济受损的情况,语中对这种做法带着讥讽,颇为不屑。

第二点感觉是大学里官气小。因我们未进过政府机关,不能瞎说,只能说说去过的几所大学。台大、清华、东海,三校的行政大楼都很朴素,清华的是三层小楼,另外两处皆两层楼。台大的行政楼前是紧挨着“傅钟”的一个大花坛,左右两边通道上各竖了一块醒目的蓝色公告牌,左手牌子上写着:“本广场仅供脚踏车及行人通行,除紧急救护车辆外,禁止车辆通行。”右手牌子上写着:“行人徒步广场  除紧急或经核准外禁止车辆通行”。这岂不正是我们这边天天高喊的“以人为本”吗?我和王英背着双肩包,一看就是游客,但学校门卫熟视无睹,遍游三校无人过问。5月21日上午一进清华便下起了急雨,那雨大得伞根本挡不住。我们便慌忙从大草坪跑进路边的一座教学楼,大楼门厅内像是要举行什么学术招待会,弧形放置的一溜儿桌子上放着签名簿和吃的东西,还有彩旗和会标,一帮会务人员正在那里忙碌。我们两个狼狈的背包客显然是来避雨而非受邀与会者,但人家对我们的来历毫无兴趣,没人问。过了一会儿雨小了,我们到湖边转了一圈已是中午,抬头看见学生食堂,我们便背着背包走了进去,吃了顿物美价廉的午餐(几天后又在台大吃了晚餐),照样无人问。下午看了梅园和名人堂,正觉腰酸腿疼,一眼看见“第一综合大楼(行政大楼)”的路牌,便大步走进了学校的行政大楼。说是大楼,门厅并不大,不过五六十平方米,我一屁股坐在门厅墙边的沙发上,从包中拿出水杯喝水,然后又到旁边饮水机处接了热水慢慢喝。歇了十多分钟,顺便走到走廊尽头的“化妆室”(台湾的洗水间外都挂着此牌)方便了一下。两个背包客在“校务重地”逗留多时,亦无人过问。哈哈,在这里你真有主人的感觉。

至于政府机构的服务意识,别的不好说,但在各地的“游客服务中心”你却能切实感受到这一点。在台湾,每个火车站或有些著名旅游景点都设有“游客服务中心”。诚如其名,这里的工作人员的确是为游客服务的:这里有各种免费的地图和旅游指南,还有耐心而热情的口头介绍。在新竹车站,一位曾在清华工作过的中年人一下递过来几本介绍新竹的旅游册子,并热情地向我介绍梅园;在台南,一位小姑娘在递来导游图的同时,还为我详细说明了去赤崁楼的步行路线及去随后几个景点的公车号码;在台北车站,当我向一位姑娘提出别人托我打听的“寻亲”之事(此“托付”颇怪,无名无姓,只是问所谓“寻亲途径”) 时,对这个完全超出其职责范围的问题(我何尝不知这个问题不应向她提出,但我在台北又能去找谁?),她却毫不推托,又是上网查询,又是跑进房间打电话,最后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有“户政司”“陆委会”和“台北警局”几个电话号码,她说可以通过这几个途径来进一步了解。面对如此真诚的善意,你在连声道谢之余,心中自然充满了暖意。

最后一点是人们讲诚信守规矩。在台湾,人们做买卖都是实码标价,那里没有“砍价”这一说(据说有个台湾媳妇嫁到大陆,因为不知道买东西还要砍价而被人笑话)。卖家没想着标个虚价等你砍一刀,买家觉得价高可以不买,却不必担心若不砍价会被坑且被视为傻瓜。除了夜市小吃或路边冷饮,所有商店不用你说一句话都必定给你发票,哪怕是你只买一支笔或一包口香糖。在高雄“六合夜市”,我看一个摊位上写有“八宝”“冰汤”(前两个字横写,后两个字竖写)和“126”,便说“我要一碗八宝冰汤”,卖家大惑不解:“我这里只有八宝冰和八宝汤,没有八宝冰汤!”哈,那么“我要一碗八宝冰”,说着递过去准备好的126元台币。人家又迷糊了:“你要几碗?”“我要一碗。”“一碗40元,你咋给这么多?”我说:“你这招牌上不是写着126吗?”“那是摊位号。”简直成了相声。到嘉义那天是晚上九点左右,去了几家店人家都在收拾东西要打烊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面馆,在菜单上画过之后便交给了老板娘。一会儿有个服务员过来问,那碗划去又加上的“抄手”到底要不要?我说要。哪知一会儿老板娘又过来说,你们点的都是乾的,恐怕吃不了。一问才知道,这里的“抄手”没有汤,牛肉面、馄饨面也没有汤,而馄饨汤则是只有四个馄饨的汤。于是我们便减了面加了汤,若不是为我们好,老板娘本来可以不过来这一趟的。顺便说一点,在台湾,所有卖家(不论是车站售票员、博物馆售票员、书店收银员,还是大大小小的饭馆老板、小吃摊或小杂货摊主)在接到你递过来的台币时,无一例外地都会说一声或几声“谢谢”,感谢你照顾了他的生意。这个习惯在当地或已成为“俗套”,但这种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我觉得很好,我能从中感觉到对方的真诚和友善。

守规矩还表现在排队上。但凡大一点的火车站,你总可以看到人们在用围线划定的曲折区域内松松地排成一队,不管前面有几个售票窗口,人们只排一队——队首位于距售票窗口四五米远处,哪个窗口没人了,队首便有一人走过去,其余的人仍站在原地等候。所以任何时候每个窗口只有一人在买票,后面的人距他四到十米远。而在捷运高峰期,所有上扶梯的人都靠右边站立,左边空出一条通道,那些更急切的人便由此通道疾步上(下)。

在交叉路口的红灯亮起时,所有车辆都在白线前停下,即便前面横道上没有来车也无一人抢行。不光汽车如此,那些风驰电掣的摩托车(数十辆摩托车呼啸而过与汽车竞逐是台湾马路上的一大景观,这无疑是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有时我看到这些心中不免为带头盔的男女车手感到悲哀)在红灯前也无人敢越雷池一步,这与郑州街头电动车视红灯为无物长驱而过的情境相差甚远。在台湾各地的十多天里,我仅在垦丁街头见过一次摩托车闯红灯(当时路上没有汽车通过)。而在十字路口人行道前的绿灯亮起时,当时转弯的汽车必然会礼让行人。有几次我在过人行横道时见到转弯车辆已到眼前,下意识地停下脚步避让,而车子并不前行,“固执”地等我先走,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知道怎么做了。

我对台湾的整体观感当然是美好的,但那里也不会十全十美。除了飞驰的摩托车让人生畏之外,有些公车不报站也让人很不爽。台湾公车不是站站停,乘客要下车需先按下车铃,司机便会在下站停车,如果无人按铃,车子可以狂驶十多站而不停。如果司机不报站,外地乘客怎会知道何时按铃?在台南去安平古堡时,公车根本不报站,我便对司机说,到了地方你叫我一声。高雄公车也有这种情况,而台北去野柳的长途车,三十多站司机报了不到一半,而车前的电子屏幕除了不停地播放“欢迎乘坐国光客运”之类的废话外,站名也只是一闪而过或闪也不闪(这当然是司机在偷懒)。我问司机为何不报站,人家默然以对。我住的民宿大多都很好,但也有个别的太会算计(如不提供饮水,让你上街买瓶装水,或是一条浴巾也不备,老板乐得省事)。而在台湾吃饭的确比较贵,在清境山上吃饭,一盘炒米60台币应算便宜的,但我想尝尝山猪肉,一盘便是180台币(这半是肥肉的“山珍”让我对“山猪肉”从此倒了胃口),加上汤,两人一顿饭吃了400台币(约合人民币85元)。在人满为患的垦丁海鲜店中,我们只要了一盘炒米、一个鲨鱼肉(本想“尝试新事物”,没想到肉粗无味,一辈子不想再吃)、几个虾球和一瓶啤酒,没想到竟花了510台币(啤酒当时未标价,吃过后要了100多台币)。但另一方面,台湾各景点的门票的确比大陆便宜得多:阿里山200台币(约合人民币43元,各个景点均不再收钱);日月潭环湖半天的船票(此外并无其他门票)300台币(约合64元,而我们民宿老板给了张300台币的票,只收了100台币,也即一人只花了22元便完成了环湖游);太鲁阁一日游只交了车费700台币/人(约合149元/人),此外并未收一分钱的门票;而著名的故宫博物院一张门票也只要160台币(约合34元)。

6月1日晨,在台北敦化南路二段的公车站牌前等待去桃园机场的“大有巴士”时,我曾同一位要飞往旧金山(求学?工作?)的台湾年轻人有过十多分钟的交谈。当我谈了一些台湾观感后,他问我:“你对郑捷杀人的事怎么看?”(5月21日下午,东海大学学生郑捷在台北捷运板南线持刀随机杀人,造成4死24伤的惨剧,在台岛引起轩然大波。)我说,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他若有所思然而语气沉重地说:“台湾几十年来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千万别弄成大陆那样!”“大陆哪样?”他顿了顿说:“处处安检!”

                             

                                                袁 元

                                           二○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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